崇祯十七年春末，京师内外，上至王子皇孙，下至商贩走卒，莫不用神秘莫测的语调，压低声音议论国事。
而南北镇抚司耳目聪明明察秋毫的厂卫缇骑番子们，这几天却像集体失明，竟对这些议论国事者视而不见。
倘若一位欧洲政论家恰巧旅行至崇祯十七年三月的京师，他一定会被大明开放包容的政治风气深深折服。要知道在同时代的不列颠群岛，在公开场合议论帝国首相，是有可能被女王陛下发配到遍布印第安野蛮人的北美洲的。
当然，言论自由不等于可以胡说八道，要是有哪个不长眼的把话题引到崇祯皇帝本人头上，不管他身处何地，哪怕是在莺歌燕舞的妓院，也会立即有两三个凶神恶煞的锦衣卫番子，不由分说冲进头牌闺房，教那胡说八道者如何做人，打完之后，还会请他去镇抚司诏狱走一遭。
位于京师西郊的锦衣卫镇抚司诏狱原本只关押朝廷官吏，而且是五品以上的大员，与普通百姓分属于两个不同位面。
实际上，锦衣卫番子大都来自中等人家子弟，平日对寻常百姓绝少下手。
因此，与后世俗烂影视剧大相径庭，在崇祯十七年之前，寻常百姓与锦衣卫或是诏狱，根本不会发生任何关系。
然而自从朱由检下令将南镇抚司改建为病毒实验室，并且将数以百计的仇敌投入诏狱做活体实验，各种流言蜚语便在北京城中传播。
有人说锦衣卫在镇抚司诏狱中饲养猛兽，用叛军俘虏喂食，有人说诏狱中藏匿有僵尸，每到月圆之夜便要吸食活人血液。还有说，诏狱本来就是白莲教的祭坛，当今圣上也是白莲教信众——不用说，持有最后一种说法的人如愿被关进了镇抚司，当然只是关关而已，锦衣卫还没那么丧心病狂拿百姓做实验。
总之，在擅长说段子讲故事的京师百姓口中，镇抚司诏狱京师已经变成阴森恐怖的代名词。
哪家孩子晚上闹夜，父母只要说一句，再哭把你丢进诏狱，那孩子便立即不哭，于是乎崇祯皇帝的病毒实验室现在竟有了止住婴孩夜哭的奇效。
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，流言不能止，既然不能议论皇帝，大家便开始议论六部。
于是乎整个三月上旬，漫步京师街头巷尾，总能听见一些眉飞色舞的闲人谈论政事，他们的标准句式是：
肉食者鄙，六部皆饭桶，世间我独醒，我若进内阁，天下必安定。
不得不说，这些言论与后世键盘侠中南海不如我之类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在各种流言蜚语中，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二，北京城终于迎来了朱由检苦苦等待的人——大顺使者刘宗敏，牛金星，宋献策，以及清国使者范文程，潭泰，佟养性。
崇祯十七年，清顺治元年，三月初五。黄道吉日，宜远行。
辽东宁远。
从盛京出发后，经过数日跋涉，正黄，正蓝两旗主力，镶白两旗一部，共计七万战甲于三月初四抵达辽东重镇宁远。
就在同一天，郑亲王济尔哈朗率领镶白旗主力，正蓝旗一部，约三万战甲，充当大军侧翼，由盛京出发，沿长城一线，从张家口突入山西，计划沿黄河向东面包围京师。
济尔哈朗对多尔衮这样的排兵部署颇为不满，在出发前，郑亲王便从白甲夜不收那里得知，此时山西全境基本已被李自成麾下顺军占据，明国在山西幸存的宣镇，大同两镇，已处于投降边缘，而京师派来的援军——秦王朱常渭率领的督战队——正在赶赴山西。
顺军在山西至少有十万人马，明军也在万人上下，对济尔哈郎来说，两边都不是软柿子。想要从山西借道，至少要过了李自成这关。
山西已经被活着的李自成和死去的朱聿键抢的差不多了，要么不顾背后威胁直接向东攻打京师，要么从李自成那里虎口夺食，否则镶白旗很难抢到什么东西。
虽然对多尔衮这样的安排颇有不满，不过郑亲王倒也心满意足，相比豪格控制的镶黄，正红，正白三旗，他手下的正蓝旗境遇无疑要好出很多。至少他们跟随多尔衮南下攻略明国，凭着人多势众，尽可能多的掠夺人口财富。
至于豪格手下那三旗，没有其他五旗的配合，虽说单凭他们那五六万人马也能饮马明国江南，然而他们付出的代价，自然会更大一些，绝不似郑亲王他们这般顺利。
辅政王下令大军在宁远休整三日，等到济尔哈郎率领镶白，正蓝旗勇士突破张家口后，再一同进兵，好让明军两线作战，不能集中力量防御。
七万人马在宁远休整期间，多尔衮派往明国招降的使者回来了。
大明皇帝没有诛杀使者，甚至没有伤害使者一分一毫，这令建奴高层颇感意外。尤其是对多尔衮。
在从盛京出发前夕，在大学士范文程力劝下，多尔衮勉强同意派遣两名使者前往北京，与崇祯皇帝议和。
因为不抱希望，所以多尔衮提出的条件颇为苛刻，不仅要明国割让辽东所有土地，而且还要崇祯皇帝每年向清国缴纳二十万两白银作为岁币，另外，十五岁的长平公主必须嫁给多尔衮为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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