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是，一场比诸葛亮早近600年的空城计就在楚国抵抗吴国进攻的战争中上演了。巢邑守军大开城门，诸樊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早已垂涎三尺的巢邑，正当他得意非凡之时，埋伏在一段短墙后面的巢邑守将，箭法十分高超的牛臣突然出击，只一箭就将诸樊当场射死。诸樊被斩首，吴军大乱，埋伏的巢军发起突击，吴军乱成了一锅粥，落荒而逃。楚国再次扞卫了祖国的尊严。
巩固政权鄢陵一役，楚国兵败，中原霸权地位失落，楚共王曾引为终身遗憾。康王登基为王，痛中思痛，认真反思，为了吸取公族势力增大， 权力过于集中，导致产生"二卿相恶"，不利于楚的局面，决心大刀阔斧地对行政管理和军事管理体制进行改革。
楚康王二年(公元前558年)，他利用令尹子囊病逝于伐吴之途的机会，开始实施改革计划。
首先任命楚共王的弟弟，也就是自己的叔父，楚公子午(子庚)为令尹，同时增设右尹一职，任命公子罢戎担任。任用蒍子冯为大司马，又分别增设右司马和左司马两个职务，分别派公子橐师和公子成担任。再令屈到为莫敖，公子追舒(子南)为箴尹，屈荡为养由基为宫厩尹。
他不仅对行政管理和军事管理体制进行规范，就连马政管理也是日趋完善配套。由于当时处于冷兵器时代，战马在行军打仗和日常交通中处于重要地位，我们从楚康王时代设立的大厩、中厩、宫厩等管理车马机构和设有"监马尹"主掌马政中可以看出，康王在这方面是下了很大功夫进行整顿治理的。
通过改革，重新对权力进行配置和再分配，有利于权力制衡机制的建立。有利于互相监督制约，有利于提高办事效率。
为了防止大夫专权，王位弱化，楚康王重拳出击，无情打击。
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二年》记载了一个康王在朝堂之上，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斩杀贪权者的故事。
楚康王八年（公元前552年)夏天，当了6年令尹的子庚病逝。康王想任命蒍子冯为令尹。但子冯接受了好友申叔豫"国多宠而王弱，国不可为"的建议，以身体有疾推辞。康王便任用子南(公子追舒)为令尹。
子南虽有功于楚，但其手下有许多门客，当上令尹后，更是出则前呼后拥，入则高朋满坐。子南有个亲信叫观起，没有得到楚王的赏禄，但却拥有数十匹马和数十乘车。子南的行为举止让康王忧心忡忡，他担心尾大难掉，对自己的王权形成挑战。便找了个借口在楚康王八年(公元前552年)杀子南于朝，车裂观起。此事如同一场政治大地震，在当时楚国的各级官员中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杀掉子南后，康王再次任用蒍子冯为令尹，蒍子冯为了防止自己走子南的老路，一上任，就辞退了自己所宠爱信任的那些如同观起一样，有才华，但却"无禄而多马"的8人。康王见子冯辞退了心腹之人专门辅佐自己，自己心中才感到安心。才觉得他才是自己可以托付国事的人。
为了增加国力，发展生产，楚康王十二年(公元前548年)，楚康王推行了"量入修赋"的经济改革，对楚国的国土状况进行了全面而详细地调查分析，依各地生产力之高下，分清土地的类型和档次，根据收入多少，制定出征收车马、车兵、徒卒、甲木盾之数，公平地征收军赋。
这次军赋整顿与改革，无论是对楚国，还是后世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。比影响后世的商秧变法早许多年。
北伐中原地外中原核心地带的郑国，在晋楚争霸的年代，一直饱受战争之苦，楚共王时，晋楚两国为了争夺对郑国的控制权，交相征伐，郑国无以适从。
无赖中只好选择了"唯强是从"的策略:楚兵攻来就服楚，晋军前来再附晋。共王未年，晋国突发奇兵攻占了郑国东南边境的战略重镇虎牢关，扼住了郑国的咽喉，郑国只好死心蹋地的服了晋国。
楚康王即位后，一边积极地东向拓地，在江淮地区与吴国争雄，一边积极谋划再上中原，力图重新控制郑国。就在他苦心积虑的寻找机会时。机会自己找上了门。
楚康王五年(公元前555年)，晋国为了打击屡次攻伐自己盟国鲁国的齐灵公的嚣张气焰，率兵攻齐，郑简公竭尽全力为新主子效劳，亲自领兵参加讨伐。
留守国内的子孔是亲楚派，想借国内空虚之机消灭亲晋的子展和子西等大夫，便派亲信赴楚求援兵。主持国政的令尹子庚开始并没有同意，但志在北方的楚康王却认为这是个重图中原，再控郑国，实现自己称霸中原，匡扶社稷的千载难逢之机。再加之齐国是楚国的盟国，面对晋国的攻打，齐国已派人向楚国请求楚国出兵相助。
客观而言，楚康王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:楚兵挥师北上，既可消灭郑国亲晋力量，重新掌握郑国，又可牵制以晋国为主导的联军对齐国的进攻，可谓是一石两鸟，一箭双雕。令尹明白了康王的战略意图后，坚决拥护，马上按照预定的战略战术依计行事，很快就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果，其兵锋直指郑国都城，欲以子孔为内应，一举攻克郑国，将其纳入囊中之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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