赵光义也知道，大宋立国时间短，老百姓说话随便惯了，还没有真正地领教到皇权的威严，遇事总会胡言乱语或者造谣生事。自己刚刚坐上皇位，一时半会儿还改变不了社会上的这种不良习惯。
所以，一定要在适当场合委婉地做一些说明，如今汴京城里已经猜疑声四起，唯一要做的，就是让议论的人越来越少，时间越短范围越窄最好。
对于朝廷大臣来说，暴崩两字可以理解，也能够接受。因为说是暴崩，那也属于正常死亡，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毕竟皇上也是人呐。今天自己顺利地登上皇位就是证明。
难的是世人，人们肯定不会满意这么简单的一句话，他们需要知道更多的情况，否则只会瞎猜疑，捕风捉影胡说八道。多多少少要做些解释，可怎么解释怎么说明，却是个难题。
完全不作解释行不行？赵光义立刻否定了自己，那样做很愚蠢，行不通，那会让人说是贼人胆虚，因为全天下人都已经知道自己与兄长一起喝酒的事实，搁谁都得往坏的方面想，不想才怪。
那就装作不心虚，不理不睬，索性什么都不说？反正自己做了皇帝，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，还怕你们反吗？恐怕这样也不行，朕怕的不是眼前有人闹事，没人敢，没人有这能耐。自己坐镇开封府这么多年，心里有数。
他在慢慢地理着思路，首先是这样几个事实已被臣民接受。一是昨晚皇上和我在一起喝酒，喝酒时皇上还好好的呐；二是我在下半夜出宫回了我的晋王府；三是皇上是在凌晨暴崩。
我必须承认暴崩这个事实，因为宫里宫外都已经用这两个字定性了皇上的意外死亡。同时，我还可以理直气壮地说，兄长暴崩明明是在我走了以后。我离开时好好的嘛，宫里发生了什么事，我怎么知道？我也想不到会出这样的大事呀，我也不愿意呀，可是人们能理解吗？自己真能理直气壮吗？他也拿不准。
接下来，肯定会跟着一连串的问题抛给他。
人们会问，皇上过去有没有什么大病，这些天有没有什么症状；太医是干什么吃的，最近有没有召太医检查过身体；饮酒当夜有没有什么不适和异常，等等等等，一开了头，那就会问个没完没了。
特别是问到饮酒当夜的情景，这个问题更难回答，矛头肯定指到自己身上。如果解释说我兄弟二人一起饮酒，气氛很和谐，是酒喝多了引发了旧病。
那样人们就会问了，就算是你说的那样，喝多了喝醉了，可是都喝成这个样子了，你做兄弟的怎么照顾怎么安排的，拍拍屁股一走了之，这是兄弟应该干的事吗？你这做兄弟、臣子的没尽到义务，就算你要回家，总该叮嘱宫人悉心照料吧。
人们接下来就会发问，酒席散了皇上就驾崩了，显然是喝酒引发了旧病，可是直到现在都没见到要追究哪个医官的责任，说明医官平日里是尽职尽责的。同时也说明皇上平时的身体状况良好，所谓旧病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。话说回来，既然没什么要命的病，怎么好端端地就暴崩了呢？
这个问题谁能回答？世上没有人能说得清楚，推来推去还得推到赵光义身上，也许连他也不清楚兄长的健康状况，你让他说什么？毕竟皇宫和王府等级森严，做臣子的怎能随意打听宫中的消息。如今出了事了，就往我身上推，赵光义顿时觉得自己挺委屈。
自然而然地最怕的问题就来了，既然没大毛病，为什么喝酒能致命？会不会这酒有什么问题，难道皇上喝的是劣酒、假酒？
再深一步，怀疑者该借题发挥了，要真地是酒本身有问题，那应该追究御膳房的责任。可是兄弟二人一起喝酒，为什么一个死了一个没事，又不像是酒的问题呀？
他怕就怕人们的目光集中到这一点上，酒是不是有问题。兄弟一起饮酒出了事，肯定是酒里下了毒，一个死了，另一个肯定是下毒的人。一旦有人不知好歹地提出这个疑问，弑兄篡位的罪名就会扣到自己的头上。
既然无论如何人们都要往这方面猜，那还是得说点什么？与其让他们信口开河，到处打探细节，甚至会揪住宫女宦官套话，那些人一旦吓坏了慌了神，或者吞吞吐吐，或者东一句西一句，就该引起人们起疑了。倒不如加以引导，这样反而好控制。
但是怎么引导呢？自己去说去解释肯定不行，他就是再怎么赌咒发誓，也会让人说欲盖弥彰。赵光义思前想后也拿不定主意，因为他既是悲剧的参与者、见证者，又是最大的受益者，他怎样解释也不合适，怎样辩白也不能打消所有臣民的猜疑，总之，由自己去解释，说与不说都不会让人满意。
其实他还有一个撇清自己的更好理由，天气骤变是上天示警吧，太祖应该斋戒沐浴、修身养性才对，而不应该花酒放纵，因而遭到天谴。天变，总不能说是我操纵的吧，我又不会呼风唤雨，嗯，这个解释说得通，在理。只是如此一来，容易激发民众的想象力，搞不好会把朕塑造成通神近妖的形象，那就适得其反了。
在空荡荡的大殿里，赵光义不停地思前想后，不停地踱步，有时站在炭火前烤烤火。怎样引导人们不要总是纠缠在这四个字上，引导人们往别处想想行不行？
思来想去，他觉得还是不保险，他又想到年初在晋王府里的那场谈话。算了，实在不行，还是按程德玄最先提出的方案办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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